王世梅的博客

我家的牡丹从初一到初三每天开一朵

果然第二天第二朵又绽放了，这时第三朵似乎又在排队等待着。今天是初三，第三朵又如约而至。而后边要开放的就不只一两朵了，估计今后几天会有很多花要盛开，正应了师傅信奉的理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初一开的第一朵牡丹。

我的师父喜欢花卉，节前腊月二十八送我两盆从洛阳买回的牡丹，还开玩笑说，洛阳人就是能行，扬言当年武则天让牡丹冬天开花，牡丹就是不开；我们现在想叫它啥时开，它就啥时开。”当时我看这两盆牡丹各有十来个花蕾，似乎正在含苞待放。但究竟什么时间开心里还真没数，因为牡丹应该是四五月份才开花的。

谁知除夕晚上一个最大的花蕾真就张开了口，我说初一可能要开了。这一晚我们没有熬夜，初一早上打开摆放牡丹的另一屋房门时，果然看到牡丹已经张开了粉红的怀抱，在迎接着我们，也迎接着2010年的春天。它还没有完全绽放开来，但已显出一种不管不顾我自芬芳的气势，真是好兆头！不但这一朵开放了，另一朵也已做好了准备，我对夫人说，第二天它准开。

初二开的第二朵。

第三朵。

更多的花蕾含苞待放。

我把这一幸事告诉了另一位同时得到两盆牡丹的好友，他说他的牡丹也是一样，从初一开始一天一朵，给家人带来许多欣喜。我又把这一消息以短信告诉文友巩志明，他给我回的短信里是一首即兴撰写的倒嵌三字格诗，诗如下：“好人自有花眷恋，佳节还凭香装点。春风三度王者气，兆示庚寅家家甜。”倒数第三字竖念正好是“花香王家”。

两盆牡丹，一首诗，让我的家在春节期间多了一些有别于迎送吃喝的话题，也平添了一些对师父、对朋友、对家人的温馨感受。

本人对裁剪照片、贴照片很外行，所以弄得版面很不规则，对不起各位博友了。

央视春晚：如此期盼最后扯淡

我们干嘛对它那么期盼、那么重视？看完之后有享受的感觉吗？找不到。

央视春晚落幕了。我看到现场因被吆喝着鼓掌的疲惫观众如释重负--终于解脱了。我们在电视台前的人也有这种感觉--我们干嘛对它那么期盼、那么重视？看完之后有享受的感觉吗？找不到。唯一的感觉是扯淡，白疼他了。

今年的春晚没有互动，没有高潮，没有热点，没有创新，没有悬念，但却有很多植入的广告，还有从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傲气。当然深究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有许多无奈--婆婆太多。这个婆婆未必是观众。

我想起早年看到的一个童话故事。一群孩子想做一个美味蛋糕。每人都可以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加进去。结果有人加进盐，有人加进糖，有人加进奶油，有人加进可可，有人加进鸡蛋，有人加进香肠······最后做成的蛋糕吃起来味同肥皂。

央视春晚就是这样。

央视的脾气越来越大

撤掉《两毛钱一脚》小品，这意味着他们第一不与马未都合作了，第二把黄宏等演员闪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把观众的感受抛到脑后了。

央视与作者斗气、与演员斗气、与报道对象斗气，与观众斗气。总之、现在央视脾气越来越大，怎样报道、怎样对待作者，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今天报纸刊登了马未都关于《两毛钱一脚》的小品之争。马先生看来开始有点生气，原因是春晚的办事人员态度太生硬（其实也源自央视太牛），消息公开后央视似乎很诚恳。马先生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谁知央视回到台里不知受哪位高官尅了，又秃鲁反帐了，撤掉《两毛钱一脚》小品。这意味着他们第一不与马未都合作了，第二把黄宏等演员闪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把观众的感受抛到脑后了。实际上这个小品完全可以不按剽窃论处，完全可以协调解决，只要不意气用事，大度一些就可，然而央视（也包括马未都）都未做到这一点。

这里只说央视。前几天中国足球参加东亚四强赛，明明观众都很期待，央视就是不播，甚至体育新闻里提都不提。好像没这回事。请问是你们的脾气重要，还是观众的期待重要？再联想早年的陈佩斯与央视的争议，自发生后多少年看不到陈佩斯在央视露脸。就算陈佩斯有什么不对，央视若姿态高一点还暖不了他的心吗？自陈佩斯之后，我总感觉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央视总是越来越牛气，谁都不能惹我，惹了就没好果子吃。而自己犯错时却避重就轻，比如央视大楼着火，就轻描淡写过去了。央视，人民的中央电视台，你一定不要意气用事，要有高风亮节，做全国人民、全国宣传媒体的榜样啊。

关于文革的底层回忆之六当年这样查"反标"

有一天午后，小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快去看，又发现反标了！我惊奇地问：在哪里？在学校门口的路边！我和小强赶紧来到学校门口，果然看到水泥电线杆旁的水泥地中央有几个巴掌大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仔细一看，还真是一条反动标语！

时事有时总会出现一些怪现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民间出现过"反标"和抓"反标"的斗争。明明全国人民都在轰轰烈烈搞阶级斗争揪地富反坏右，偏偏有些人拿鸡蛋碰石头暗地里制造反标搞破坏；明明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却偏偏出现了攻击他老人家的反标。到底真如毛主席老人家所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是阶级斗争抓过头变得草木皆兵？当时很多事情说不清，只能紧绷着神经不停地忙活，连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得清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便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那时报纸每天的报眼位置"最高指示"用的最多的是这句话；各单位最显眼地方的大幅标语总离不开这句话，而每当揪出各层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公开批斗时，开始语一定是这句话。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阶级敌人怎么样了呢？感觉好像没有被打下去，而是转入地下了。他们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着破坏活动，反动标语就是他们的破坏手段之一，并且传播反动标语的方式很怪异。有一种低档香烟叫"烟斗"牌，烟盒的设计是一片片黄烟叶密密实实的挤在一起，烟叶上的筋梗清晰错落，就好比是拆开的汉字笔划散放在一起。没想到，这里藏着惊天的秘密！原来上边有反标，是要打倒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平时烟盒是孩子们一种游戏的道具，玩法是把烟盒拆开叠成三角，捏成一摞从手心翻到手背上抛到空中再用手心抓，比谁抓的多，因此孩子们都攒有大量烟盒。看来阶级敌人是看中烟盒有很强的传播效能，所以用它来作为传播反标的工具，真是用心险恶。听说上边正在搜查收缴"烟斗"牌烟盒，我和平时十分要好的小强便偷偷藏起来几个，趁大人不在时展开来找反标，验证传言的真假。我和小强等自认为学习不错的孩子就像现在玩猜字游戏一样，在烟盒上一个字一个字找，一会儿感觉像，一会儿又感觉不像；有时这个也像，有时那个更像。想跟别人讨论一下，还不敢念出声。后来每个人似乎都拼出了这条所谓的反标，大着胆子往一起碰，结果各是各的样。聪明的小强居然还拼出了另一条，是跑到台湾的独裁者万岁！原来一张烟盒上满都是反标！我们正在为这个烟盒感到惊讶时，小强的爸爸回家来，看到我们正拿着"烟斗"烟盒正在比划，立即知道是咋回事，他大惊失色地抓走了烟盒，第二天主动上交了。但不知为什么，烟盒反标的事后来并没见什么人、也没见什么红头文件提起过。

虽然烟盒反标之事悄没声息了，但其他形式的反标事件还是屡屡发生。有时听说在学校的黑板上发现反标；有时听说在路边的电杆上贴着反动传单；有时又听说俱乐部的领袖像被阶级敌人破坏了。可惜这些听说的东西我这个酷爱热闹的人都没目睹到--我听说后跑去看时，多数现场啥都没有了。那段时间里，以造反派为主组成的工厂革委会和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公安派出所好像都高度紧张，抽调人员联合成立专门机构来打击反标，又在学校和家属院里贴出布告，正告那些嚣张的阶级敌人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散布反动言论、写反动标语者。

有一天午后，小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快去看，又发现反标了！我惊奇地问：在哪里？在学校门口的路边！我和小强赶紧来到学校门口，果然看到水泥电线杆旁的水泥地中央有几个巴掌大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仔细一看，还真是一条反动标语！我吸了一口凉气：看来阶级敌人就藏在我们身边，革委会没有小题大做！不过这一下我们这里不得安宁了。我们刚来到这里时好像还没没几个人看到反标，不一会就开始有人聚集了。小强说咱们赶紧去报告，可以立功受表扬呢。

我和小强跑到设在厂门口附近的工厂革委会保卫组办公室，报告这件案情。进去后，小强让我先说，我当时感到奇怪，就问，不是你先发现的吗？应该你先说呀。小强支支吾吾的，工厂保卫组负责接待的人是个小个子中年人，他瞟了小强一眼说，那你们各说各的吧。说着就招呼旁边一个人把小强叫到一侧，他则让我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一遍，然后又让我写了一行字。这时旁边的小强也把情况说完了，接待我的中年人招呼小强：来，你也写几个字！小强有点紧张，冒出一句：用哪个手写？中年人平淡地说：你平时用那只手写字，现在还用哪只手写。小强这才写下一行字。中年人打开铁柜子，拿出一个照相机，叫上我们一起回到现场去，小强忽然对我说，我不去了，你和他们去吧。中年人说，你不去咋行呢，走吧。

到了现场，中年人先把看热闹的人劝走，然后拍了几张照片，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然后找来一些干草把地上的粉笔字擦干净，对我和小强说，没事了回家吧。我当时有些不甘心，悄悄对小强说，发现反标，是件很大的事，他咋不当会事呢，也不说表扬表扬我们。小强此时却没有了刚才叫我看反标时的热情，也不提讨要表扬的事了，说叫咱走咱就走吧。我们悻悻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已是临近傍晚，正当我感到纳闷时，刚下班进门的妈妈急呼呼地说，你和小强都干什么了？怎么小强家来两个工厂保卫组的人，还说一会要来咱家？我照实说了小强发现反标，又叫上我一起去报告的事。妈妈对我的说道正将信将疑时，工厂保卫组的那个小个子中年人进了我家门，把我妈叫到外边小声嘀咕起来。我刚要凑到跟前听，远处却传来小强吱哇乱叫的声音，还伴有小强爸爸的高声喊骂。保卫组的人也听到那边出事了，赶紧又跑了过去。这时妈妈拽着我的胳膊拉回家，点着我的头说，瞧你们干的好事！那反标是小强自己写的！你还跟着他一起去报告呢，再发展下去你就是同案犯了！我大眼瞪小眼，第一次听到同案犯的叫法。那边小强家的声音小了，妈妈才说，幸亏工厂保卫组的人发现问题及时，当着家长的面一问，小强就交代了用左手写下反标的事。保卫组说考虑到我们都是孩子，就不立案上报了，但要求家长好好教育孩子，不能再出这样的事。

过了些日子，查反标的风声渐渐小了些。我和小强慢慢从那件丢人事中摆脱了出来，特别是小强，又像以前一样顽皮起来。但我从这件事上倒是明白了不少道理。因为妈妈常在晚间告诉我她知道的一些事。比如这件事发生幸亏在小强身上，才没有深究，因为他爸爸是三代贫农，又和保卫组的小个子一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根红苗正，不会反对伟大领袖，因此重在教育。如果放在我身上，不但我麻烦，就连妈妈也会罪加一等，因为我家是"黑五类"家属，妈妈则可能被追究背后指使的责任。通过这件事，我和家里的兄弟姊妹都变得更加老实了。

再后来听说，那一阶段所谓的反标，很多都似是而非，确实发现的几条反标，不是小孩所为，就是脑子受过刺激的人干的，没法查下去。慢慢地，查反标之事偃旗息鼓了，写反标的人也少了，哪怕神经病和小孩子，都不去干这种恶作剧的事了。

关于文革的底层回忆之五孩子的"造反派组织"记忆

第二天，我们怀着一种崇高而神秘的心情开了会。金杰通报了"铁忠红卫兵大队"的筹备情况，然后吩咐一干人等分头刻公章印队旗，买红布印袖章，清理打扫出一间教室做大队部，起草"告工厂子弟学校师生书"，特别是调查一下谁够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杠杠还没有被揪出来·····

经历过文革初期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在组织里会是什么情况？就是黑五类，是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没有资格加入组织。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洪流真是席卷了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没有那个人可以不左不右地自由生活。共产党、共青团都不管用了，民主党派更成了斗争对象。真正管用的就是造反派。所以，要想不成为造反对象，就得融入到组织中，当造反派。

造反派最初是从学校里发起的，这种左派组织起源于毛泽东题写名字、又佩戴上袖章的"红卫兵。"红卫兵不是随便加入的，一定是根红苗正的工人或贫下中农子弟，由自己提出申请才行，跟现在的入党入团一样严格。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走出校门，各行各业都开始成立造反派组织，组织的名称也多了起来。我家所在的西安车辆厂成立的造反派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刚开始摊摊都不大，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二是组织里没有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以工人里边爱抛头露面者为首组成的。这些组织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口号，但刚开始干什么、怎么干根本不知道，从根上看就是乌合之众，酿成后来的武斗也就不奇怪了。

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后，急于在外围发展一些支持者，所谓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这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出头来发动人成立外围组织，造反派愿意给于一定资助。于是中小学生也成了争取对象，中学里一些高年级学生在他们的发动组织下便成了活跃分子，这些学生又来组织更小一些的孩子成立组织。

中小学刚开始成立组织时没有很严格的家庭成份界限，爱跑爱颠儿的孩子都会成为他们的积极分子，所以我也就成了最初成立组织时紧密层的人。

当时跟着那些中学高年级学生来回跑，还真让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有过一些难忘的经历。那些人多数也就是十六七岁，可在我的眼里都很高大、很能干。他们说起话来一套一套，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常带着我们活动的大哥叫金杰，是最早接受造反派组织"西厂工人造反总队"鼓动，"揭竿而起"站出来成立外围的人。他除了长得帅，还懂很多新名词，比如搞串联、申请经费、靠拢上级组织、夺权，这些概念当时对我来说太神秘了，不亚于书本里讲过的共产党组织当年发动群众打倒反动派时的神圣感和诱惑性。

金杰当时活动能量很大。他一个个说服了比我年龄大一些的十几个孩子，特别是还有几个好看的女中学生，每天在一起郑重其事地商量组织叫什么名称，怎样做红袖章，怎样申请经费，然后怎样开始串联。总之在他的鼓动下，大家觉得可干的事情很多，而且这些事情都特别有意义，我虽然年龄小一些，但特爱没黑没白地跟金杰跑，其中跟着他到 "西厂工人造反总队"（简称"西厂工总"）司令部里申请经费的过程最难忘。

那天晚上在俱乐部的一个乒乓球室里，生着一个大火炉，炭火把很厚的铁炉壁都烧红了，头顶上挂着一个800瓦（好像是，反正特别大）的灯泡，几个书柜里散乱地放着墨汁、广告色和各色纸张，墙角堆着锣鼓，乒乓球台上是油印机和印好的传单。"西厂工总"的何司令与电影中的解放军指挥员一样，虽然不高但很结实的身材，留着小平头，穿一身军装，说着浑厚低沉的东北话，屋里还有几个人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整个屋里充满了战斗气息，对男孩子具有非常强的诱惑力。

金杰与何司令一件事一件事侃侃而谈，商定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叫"铁忠红卫兵大队"，铁忠的含义既有对毛主席的钢铁般的忠诚，也与铁路工厂子弟中学的简称相谐；"铁忠红卫兵大队"以中学生为主，也可吸收小学里的高年级学生（比如我）参加，条件成熟时可先揪出一两个"反动学术权威"，然后向子弟中学、小学的校长夺权；何司令当时还批准给"铁忠红卫兵大队"一台油印机，给了80元经费和大概2丈多布票以购买红布做袖章。

金杰为得到造反派的财力支持十分兴奋，他和我一起离开西厂工总司令部时手里紧紧攥着80元钱和布票，不停地说着话，描绘着成立组织的前景，然后又嘱咐我连夜通知那十几位"战友"，告诉他们明天上午到中学门口集合开会，商讨正式揭牌成立组织的事。

第二天，我们怀着一种崇高而神秘的心情开了会。金杰通报了"铁忠红卫兵大队"的筹备情况，然后吩咐一干人等分头刻公章印队旗，买红布印袖章，清理打扫出一间教室做大队部、起草"告工厂子弟学校师生书"，特别是调查一下谁够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杠杠而且还没有被别的组织揪出来·····那几天我们起早贪黑地忙活着，连回家吃饭都顾不上，我妈问起来还神气地说是在干大事，她顿时转变态度，把想发的脾气憋了回去。

在子弟中学一间教室里，我跟着金杰学写大字报，学刻钢板印传单，又跟着他去造反派的司令部里要了"忠"字模板，用红油漆在大队部大门上和室内墙上印上"忠" 字。大冬天的大队部跟造反派的司令部没法比，可我们一点没觉得冷。我们的十几位战友里，我太小没有正事干，其他的有的是大队干部，有的被封为中队长、小队长，分头去发动更多的同学来加入"铁忠红卫兵大队"。金杰说了，现在别的人也在筹备成立造反派组织，要尽可能多发动同学，不然他们就被别人发展走了。

我们在这里热血沸腾地筹备着组织，一心想着等队旗红袖章一来，就可以开大会宣告"铁忠红卫兵大队"正式成立。但我们不知道外边形势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上级"西厂工总"是属于工总司一派的，它自成立起就一直与另一造反组织"西厂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西厂工联"）在进行着派系斗争，起初"西厂工总"是占着上风的，他们在工厂里掌控着一些权力，也急于发展外围组织以稳住基础，所以他们才对金杰成立组织的想法特别支持。可是当"西厂工总"在厂里忙活时，"西厂工联"却把眼光放在外边，取得了西安市工联总部的支持。因为这一阶段西安工联总部在省会中也占了上风，因此"西厂工联"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逐渐腰杆硬了起来，终于在一次武斗后把"西厂工总"赶出了工厂。金杰带领的我们这帮人毕竟是孩子，始终对工厂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一无所知，直到一天早上去"西厂工总"司令部汇报进展时，看到这里已经贴上封条，才知"西厂工总"已经跑了。

这件事让金杰和我们一时难以接受。明明都是要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保卫毛主席的，为什么却被另一派撵跑了？而且跑得这样狼狈，连我们这些追随者都顾不上告诉一声。我们真成了无娘的孩子了。那时我们也有着朴素的忠诚，谁发动了我们，给了我们支持，我们就跟定他了。所以当金杰把情况搞清楚再告诉我们时，大家隐忍着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去找"西厂工联"主动靠拢，"西厂工联"也没顾上跟我们这帮孩子们计较。我们连正在印制的红袖章也不要了，把教室里的东西分别暂时拿回各家，等待着哪一天"西厂工总"回来时我们在二次"揭竿而起"。那些天金杰和我好像都没了魂，本来想干点正事的想法被冲跑了，慢慢看武斗、跟着打砸抢后来个二次洗劫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

这期间的造反派组织没有干什么好事。很多老干部遭受他们的蹂躏，他们之间也酿成了不少惨案。后来，毛主席发出了"造反派要联合闹革命"的号召，又派出解放军支左，把各大派的头头召集起来做工作，成立革委会，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慢慢消失了。再后来革委会引导中小学学生成立红卫兵、红小兵，我当时真想带上红袖章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小兵，然而却因是"黑五类"子女，根本没了资格，开始了几年备受歧视的生活。"组织"对我来说成了一个梦。金杰也因为毛主席的一条最高指示上山下乡了，后来在外县安置、安家，我与这位曾经的偶像再无联系。

关于文革的底层回忆四弄，"砸抢偷"的代名词

"弄"是那时候在我们这一带常说的一个字。不管大人孩子，只要说"弄点啥回来，"其方法只有两种，非抢即偷。记得当年我们几个孩子结成一伙，曾经弄回来几块大松木板，弄回来过一箱灯泡，弄过浴池十几只存衣箱小锁，忘记是谁了，竟然弄回过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小盒子弹！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砸烂"封资修"的行动让很多国家机关、厂矿学校受到严重冲击。我家所在的工厂厂区和学校、工人俱乐部都没能幸免。在打砸抢年代，作为一个男孩子，当时非但没有为此感到心疼，还有一种快感，不停地打听哪里被砸的消息，以便混过去开眼界，还能沾光捡漏弄到点稀罕玩意。

在我印象里，打砸抢、武斗都是发生在冬季，也许是冬季特别冷，所以那时的行为给人留下的记忆最深刻。

第一次看到被砸的地方是工人俱乐部的后台剧装仓库。那里有很多古装戏的行头，当然更是"封资修"的典型，所以较早地遭殃。我到了那里时，只见许多剧装已被撕毁或烧掉，只剩几个踩扁的凤冠和一堆灰烬。我把一个踩扁的凤冠拿起来，端详着上边用小弹簧连着的一个个珍珠（当时也不知是真是假），手一晃颤颤巍巍，珠光闪闪，眼前马上浮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舞台场面。可惜凤冠只在我手里停留了一会便被别的孩子抢跑了。我只好在烧过的灰烬里翻找，最后找出一些金属片，大约是铠甲上的零件吧。

第二次得知被砸的还是俱乐部，这次是重要地方--电影放映机房。小孩子知道这些地方被砸时往往都是马后炮，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当时我们几个野孩子到了放映机房，只见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已不见了电影机，不知是被人抢走了还是被保护起来。跑到放映镜头前的小窗口，对着漆黑一团的俱乐部大厅吼了几嗓子，听着阵阵回音，我自己反而有些打哆嗦。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电影胶片，因为那些影片拿回家用土幻灯机放出来很好玩。可惜在黑暗中摸了半天也未摸到。我脚下一绊，踢着了一个纸箱，弯腰摸索着撕开，发现里边是金属棒一样的东西，拿到亮出一看泛出紫铜色，于是高兴地叫道：我发现了好东西，是铜棒！同伴们赶过来一人拿了一大捧高高兴兴回家了。

到家后我拿出几根在手里掂一掂，总觉得不像铜棒，分量太轻；用手再一掰，断了，里边露出电池芯一样的黑东西。大失所望。于是我去找了另一个孩子，问他知道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这个孩子也不懂，好在他做电工的爸爸在家，告诉我们这种东西是碳棒，放电影时一通电就燃烧发出亮光，才能把影像投到银幕上。那时常见影片烧了，就是这东西引起的。他说完后又捎带两句：这东西挺贵的，孩子们弄回来有啥用？真是祸害！大人们爱咋说咋说，我们只管玩自己的。我们把碳棒砸碎，里边的碳粉倒出来，把铜皮攥成一团，换糖稀吃了。

最初的砸抢是一些造反派有组织的行为，砸抢的对象最初是瘫痪的工厂和附属单位，主要是为自己抢一些办公用品，后来为了占据斗争的主动权抢过档案、枪械，好在被随后开来的支左解放军制止了。记忆中打砸抢似乎没有对工厂的生产设备和基本生活保障设施造成大的破坏，可算万幸。可是厂区以外的工人俱乐部、中小学校等没有这么幸运。几乎所有的门都被砸坏成了空洞，几乎没有几扇窗子玻璃是囫囵的。凡是门户洞开的房间，自然狼藉一片，没有什么还能用的东西。如果一段时间内没人去看管起来，没准还会出现几泡大小便。

打砸抢开始的阶段，老百姓看到那么多的财物被损坏，可能先表现的是心疼，后来就会想为什么你抢得我抢不得？于是开始抢些有用的拿回家里。孩子们当然总比大人晚一步，因此与其说是抢，不如说是捡漏，只能其"抢"或者捞回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记得自己最初捞回家的东西有电影机的碳棒，断了一条腿的长条凳，一篮钢炭，实验室的一盏酒精灯等。

该砸不该砸的都砸了，能抢不能抢的也都抢了，再想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弄"也就是偷了。"弄"是那时候在我们这一带常说的一个字。不管大人孩子，只要说"弄点啥回来，"其方法只有两种，非抢即偷。在小打小闹一阵之后，我们几个孩子结成一伙，曾经弄回来几块大松木板，弄回来过一箱灯泡，弄过浴池十几只存衣箱小锁。忘记是谁了，竟然弄回过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小盒子弹！好像因为这事还被支左部队关了几天。不过在他被叫走之前，我用小口径步枪对着树开了一枪，当时曾对小口径步枪的黄弹壳、黑弹头感到十分新奇。

弄东西的过程实在是邪性膨胀的过程。那时看到哪里有感兴趣的东西就想弄到自己手里，弄不到手里也要破坏掉，以发泄自己的情绪。工厂俱乐部被砸后，我们还多次到这里踅摸东西，比如为了一点铜，把暗锁砸开，把里边的锁舌、锁芯掏出来；后来又攀到俱乐部高高的楼顶上，用钢锯条锯下高压电线的线头（当时电路早已瘫痪，电线早不知被谁割走了），烧掉外皮，留下里边的红铜卖点小钱。现在想来，连偌大的俱乐部屋顶的电线头都让我等小人发现并弄走，还有什么能留住呢。

我家东边不远处是刚组建没几年的子弟中学。这所中学校舍是当年苏联老大哥设计的，整体既结实又美观，可惜被砸抢后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一次次到这里玩打仗，同时寻找着一些还有用的东西，比如体育室里的跳绳、开关盒里的铜片等。后来实在找不到有用东西了，又听别的孩子说教室顶棚天花板板条拆下来后做木手枪美得很，于是在一天下午来到没有门的教室里，先攀上靠近顶棚气孔的窗子，又从窗子上钻进气孔，站到了用多条木龙骨纵横交叉吊住的顶棚上。顶棚是用薄木板条连起来的，顶棚上又脏又黑。我小心谨慎地走到能看见亮的地方，那是已经被拆掉部分木板条露出的窟窿，然后用脚去蹬踹板条，每一脚都会掉下去几根板条，不过连带掉下去的是更大片的石灰墙皮。忽然我一脚踩空了，连同板条一同跌了下去，好在连同一起跌下去的板条、墙皮较多，我仅仅是头上摔出个大包。爬起来再看时，教室顶棚已经缺了一大半。公物被损坏，那时却一点也不知心疼，揉揉头，抱着板条回了家。

弄东西的恶习一旦养成，公家那些已经是残垣破壁的地方就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了。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野孩子罪恶的手也伸向过私人家里。我参与过对一个单身中年女人家庭的盗窃，虽然只是望风，但这次经历也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记得这位单身女人叫李琦，是我家的邻居，很孤僻，经常一个人锁门外出。那天下午，当我们几个孩子确认她不在家后，我在外边望风，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用铁丝拉开窗户插销跳进去，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点零钱，又拿了一些好像是文具之类的东西。这次做贼得逞了，事后未见主人报案（当时即使报案也未必有人管），我们的家长也始终蒙在鼓里。我们用偷来的钱买了点小食品，还买了一只当时很新潮的打纸炮的手枪，几个孩子抢着玩，很快就弄坏了。

为啥对这件事记忆深？因为被盗者李琦过了一段时间上吊自杀了。她的自杀与我们有无联系早已无从知晓，但这个生命的逝去却是在我们入室盗窃之后啊。

万幸的是我们这些孩子后来从偷中也学到了一点良知，那是因为偷的是书。这些书让我们增加了一些对是非的辨别能力，渐渐从一些恶行中摆脱出来。

我就读的小学被砸时，我正值三年级。听说学校图书室也被砸了，有好多书没人管，于是我赶紧叫上哥哥钻进学校。图书室在学校后边的一个小院里，虽然没见有人看管，但门窗上是贴了封条的，是造反派的封条。透过窗子看，屋里已是一片狼藉，没见什么大部头的图书，多是一些小册子，还有几种那时已被批判的所谓"大毒草"散落在地上，有些被撕坏了，还有些沾了污秽的鞋印水渍。我和哥哥看周围确实没人，便找了一扇玻璃已坏的窗子，轻轻撕开封条钻了进去，捡了些干净的书揣在怀里，悄悄潜回家，塞在小床后的砖缝中。

晚上我们窝在床上，一人从砖缝中抽出一本，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入神地看起来。记得哥哥看的是"大毒草"《红岩》，我则一本本地看《故事会》、《儿童文学》等小册子，印象深的故事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讲的是一个地主老财藏了一把二十响驳壳枪准备变天复仇的故事；还有《红色少年刘文学》，讲的是有人偷公社海椒，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后与其奋勇斗争被掐死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敌人贼眉鼠眼不做好事；而正面人物或英勇机智，或大义凛然，对我来说有着潜移默化、校正心灵的作用。看着看着，出去疯玩祸害人的意念慢慢淡了。随着复课闹革命阶段的到来，我们乖乖回到了曾经被我们践踏过的教室里重新当起学生来。

感谢国良老弟帮我找到了这篇美文——科纳克里的红豆

我用较快的速度将它整理贴在博客里。我还有一用意，希望大家读一读1964年作者发表的这一组散文，再从网上搜集到的信息里对比一下，四十多年后的这座城市进步了吗？和平发展对有些地方来说是很难得啊。

科纳克里是海之城、树之城，它也是花之城。
我们住的院子里就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小朵的粉红色的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

这些花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名字当然不知道。我吟咏着什么人的一句诗："看花苦为译秦名"，心里颇有所感了。

       但是，有一天，正当我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的眼前忽然一亮：我看到了什么十分眼熟的东西。仔细一看，是几株五色梅，被挤在众花丛中，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会淋漓。
     我从小就亲手种过五色梅。现在在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地方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我连想都没有想，直觉地认为它就是从中国来的。现在我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可我立刻就问自己：为什么它一定是从中国来的呢？为什么它就不能是原生在非洲后来流传到中国去的呢？为什么它就不能是在几内亚土生土长的呢？
     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我有点窘。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现在却要同几内亚的五色梅攀亲论故，它们也许觉得可笑吧!
    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低头看那几株五色梅，它好像根本不理会我想到的那些事情，正衬着大西洋的波光涛影，昂首怒放，开得兴会淋漓。
                              科纳克里的红豆
      我一来到科纳克里，立刻就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城市。谁又能不爱这样一个城市呢？它简直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明珠，黑非洲土地上的花园。烟波浩淼的大洋从三面把它环抱起来。白天，潋滟的波光引人遐想；夜里，涛声震撼着全城的每一个角落，如万壑松声，如万马奔腾。全城到处都长满了芒果树，浓黑的树影遮蔽着每一条大街和小巷。开着大朵红花的高大的不知名的树木间杂在芒果树中间，鲜红浓绿，相映成趣。在这些树木中间，这里或那里，又耸出一棵棵参天的棕榈，尖顶直刺天空。这就更增加了热带风光的感觉。
     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城市所以可爱，还不仅由于它那美丽的风光。我没有研究过非洲历史，到黑非洲来还是第一次。但是，自从我对世界有一点知识的那天起，我就知道，非洲是白色老爷的天下。他们仗着船坚炮利，硬闯了进来。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布满刀光火影，一片焦土，一片血泊。黑人同粮食、水果、象牙、黄金一起，被他们运走，不知道有多少万人从此流落他乡，几辈子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然而白色老爷们还不满足，他们绘影图形，在普天下人民面前，把非洲人描绘成手执毒箭身刺花纹半****的野人。非洲人民辗转呻吟在水深火热中，几十年，几百年，多么漫长黑暗的夜啊!
     然而，天终于亮了。人间换了，天地变了。非洲人民挣断了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伸直了腰，再也不必在白色老爷面前低首下心了。我来到科纳克里，看到的是一派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在大街上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牵着牛的农民，有挎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还有在街旁树下乘凉的老人，在芒果树荫里游戏的儿童，以及身穿宽袍大袖坐在摩托车上飞驰的小伙子。看他们的眼神，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幸福的光芒。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看样子，不管眼前是崎岖的小路，还是阳关大道，他们都要走上去。即使没有路，他们也要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路来。
     我也曾在那些高大坚固的堡垒里遇到这些人，他们昂首横目控诉当年帝国主义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现在不再是奴隶，而是顶天立地的人，凛然不可侵犯。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最充分地表现在五一节的游行上。这一天，我曾被邀请观礼。塞古·杜尔总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部长都亲自出席。我们坐在芒果树下搭起来的木头台子上，游行者也就踏着这些芒果树的浓荫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地走过去，一走走了三个多小时。估计科纳克里全城的人有一多半都到这里来了。他们有的步行，有的坐在车上，表演着自己的行业：工人在织布、砌砖，农民在耕地、播种，渔民在撒网捕鱼，学生在写字、念书，商人在割肉、称菜，电话员不停地接线，会计员不住地算账。使我们在短暂的时间能够看到几内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男女小孩脖子上系着红色、黄色或绿色的领巾，这是国旗的颜色，小孩子系上这样的领巾，就仿佛是把祖国扛在自己肩上。他们载歌载舞，像一朵朵鲜花，给游行队伍带来了生气，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于是广场上、大街上，洋溢起一片欢悦之声，透过芒果树浓密的叶子，直上云霄。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武装部队。有步兵，也有炮兵，他们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我觉得，这时大地仿佛在他们脚下震动，海水仿佛停止了呼啸。于是那一片欢悦之声，又罩上了一层严肃威武，透过芒果树浓密的叶子，直上云霄。
     中国人民同北非和东非的人民从邈远的古代起就有来往，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但是，几内亚远处西非，前有水天渺茫的大西洋，后有平沙无垠的撒哈拉，在旧时代，中国人是无法到这里来的。即使到了现代，在十年八年以前，在科纳克里，恐怕也很少看到中国人。但是，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却仿佛来到了老朋友的家，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我们走在街上，小孩子用中国话高喊："你好！"卖报的小贩伸出拇指，大声说："北京，毛泽东！""北京，周恩来！"连马路上值班的交通警见到汽车里做的是中国人，也连忙举手致敬。有的女孩子见了我们，有点腼腆，低头一笑，赶快转过身去，嘴里低声说着："中国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和蔼的微笑，温暖的双手。深情厚谊就像环抱科纳克里的大西洋一样包围着我们，使我们感动。
     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听说，在科纳克里可以找到红豆。中国人对于红豆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的古人给它起了一个异常美妙动人的名字："相思子"。只是这一个名字就能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谁读了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那一首著名的小诗，脑海里会不浮起一些美丽的联想呢？
      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们到科纳克里植物园里去捡红豆。在红豆树下，枯黄的叶子中，干瘪的豆荚上，一星星火焰似的鲜红，像撒上了朱砂，像踏碎了珊瑚，闪闪射出诱人的光芒。
     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捡着红豆的时候，蓦地听到有人搓着拇指和中指在我们耳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们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黑色西服、身体魁梧的几内亚朋友微笑着站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脑海里像打了一个闪似的，立刻恍然大悟：他就是塞古·杜尔总统。原来他一个人开着一部车子出来闲逛。来到植物园，看到有中国朋友在这里，立刻走下车来，同我们每个人握手问好。他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就又开着车走了。
     这难道不算是一场奇遇吗？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地方，竟遇到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塞古·杜尔总统。我觉得，手里的红豆仿佛立刻增加了分量，增添了鲜艳。
     晚上回到旅馆，又把捡来的红豆拿出来欣赏。在灯光下，一粒粒都像红宝石似的闪闪烁烁。它们似乎更红，更可爱，闪出来的光芒更亮了。一刹那间，科纳克里的风物之美，这里人民的心地之美，仿佛都集中到这一颗颗小小的红豆上面来。它仿佛就是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的结晶。连大西洋的涛声、芒果树的浓影，也仿佛都反映到这些小东西上面来。
     我愿意把这些红豆带回国去，分赠给朋友们。一颗红豆，就是几内亚人民的一片心。让每一位中国朋友都能分享到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让这种情谊的花朵开遍全中国，而且永远开下去。我自己还想把这些红豆当作永久的纪念。什么时候我怀念几内亚，什么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我相信，只要我一看到这红豆，它立刻就会把我带回到科纳克里来。
              马里的芒果城
      早就听说珂里可乐在马里是著名的芒果城。一看到公路两旁芒果树渐渐地多了起来，肥大的果实挂在树上，浓黑的阴影铺在地上，我心里就想：珂里可乐大概快要到了。
     果然，汽车蓦地停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面，在许多芒果摊子旁边。省长、政治书记、副市长、驻军首长，还有一大群厅长、局长，都站在那里欢迎我们，热情地向我们伸出了手。于是一双双友谊的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到马里的小城市里来，这还是第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直翻腾，我感到有一些陌生，有一点不安。然而，现在一握到马里官员们那一些坚强有力的手，我感到温暖，感到热情与友谊；原来的那一些陌生不安的感觉立刻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仿佛来到了老友的家里，兄弟的家里。
     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这些热情的朋友的陪同下，到处参观。
     当我们走近榨油厂和造船厂的时候，从远处就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同马里国旗并排飘扬在尼日尔河上面晴朗辽阔的天空中。从祖国到马里三万多里的距离仿佛一下子缩短了，我好像是正在天安门前，看红旗在北京10月特有的蔚蓝的晴空中迎风招展。成群的马里工人站在红旗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迎接我们。他们的代表用不太熟练的法语致词，欢迎他们的"中国同志"，语短情长，动人心魄；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热爱燃烧在心里，表露在脸上，汹涌在手上。他们用双手抓住我们的手，摇晃不停。这是工人们特有的手，长满了茧子，沾满了油污，坚实、有力，像老虎钳子一般。我感到温暖，感到热情与友谊。
      工人们的笑容在我们眼前还没有消逝，我们已经来到了人民服务队，看到了队员们的笑容。他们一律军服、持枪，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在大门口等候我们。这地方原来是法国的兵营，现在为马里人民所有。政府就从农村调集了一些青年，到这里来受军事训练，学习生产技术，学习文化。两年后，再回到农村去，使他们学到的东西在农村中生根、开花。这里是个好地方，背负小山，前临尼日尔河。数人合抱的木棉高耸入云，树上开满了大朵的花。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树，也开着大朵的红花。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朝霞、一团红云，像是落日的余晖、燃烧的火焰，把半边天染得通红，使我们的眼睛亮了起来。地上落满了红花，我们就踏着这些花朵，一处处参观，看学员上课、养鸡、用土法打铁、做木工活。时间虽不长，但是，学员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光辉灿烂的前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别的时候，队长们跟过来同我们握手。这是马里军人的手，同样坚实有力；但是动作干净利落。我感到温暖，感到热情与友谊。
     军人们的敬礼声在我们耳边还余音袅袅，我们已经来到了师范学校，听到了学员们的欢呼声。校长、政治书记、党的书记、全体教员、全体学生，倾校而出，站在那里，排成一字长蛇阵，让我们在他们面前走过。
     中午，当我们到学校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一进餐厅，扑面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全体师生都来了。党的书记致欢迎词，热情洋溢地赞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牢不可破的中马友谊。当他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马友谊万岁"的时候，全屋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像疾风骤雨。在一刹那间，我回想到今天上午所遇到的人、所参观的地方，我简直不想离开这一个几个钟头以前还感觉到陌生的地方了。
     但是，不行，当天下午我们必须赶回马里的首都巴马科，那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于是，一吃完午饭，我们就回到那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省长、副市长、书记和许多厅长、局长早就在那里等着欢送我们。这时正是中午，炎阳当顶，把火流洒下大地，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是，铺在地上的芒果荫却仿佛比早晨更黑了，挂在树上的大芒果也仿佛比早晨更肥硕了，树下的芒果摊子仿佛比早晨更多了。这一切都似乎能带来清凉，驱除炎热。
     正当马里朋友们在这里同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冷不防，一个老妇人从一个芒果摊子旁边嗖地站了起来，飞跑到我们跟前，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她说着邦巴拉语，满面笑容。我们谁也不懂邦巴拉语；可是一点也用不着翻译，她的意思我们全懂了。她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个马里普通老百姓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就是最好的翻译。马里人民对于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的；而把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中国人看作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甚至说中国人就是马里人，今天这个老妇人表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感情吗？我们那两双不同肤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是一双农民的手，很粗糙，上面还沾了些尘土和芒果汁，腻腻的，又黏又滑。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它脏，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手，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感到温暖，感到热情与友谊。

寻找《科纳克里的红豆》

最少四十年前了，我在一本旧《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一篇散文《科纳克里的红豆》。也许当时优秀读物太少，也许的确散文写得好，总之我记住了这篇文章，记住了遥远的、一般情况下没有可能涉足的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从散文中得出的印象那里是美丽的、和平的、恬淡的，生长着一种可爱的红豆。

这些年来从新闻上时不时听到科纳克里动荡的消息，使我想到了这篇散文，在网上搜一下，才知这篇散文是出自国学大师季羡林之手，看来我之所以能记住这篇散文，是因为大师的大手笔感染吸引。可惜原文还是没有找到。如有哪位博友能找到，烦请放进自己的博客里，再告我一声，我定去浏览拜读。专此有礼了。

关于文革的底层回忆之三野孩子的手工课——做武器

我们做的地雷只能是最低级的土地雷。这种土地雷外壳不是金属，而是砖头。我们把砖头中间掏出比指头稍粗一些、一指深的洞，然后把几个黄色炸药做成的大号鞭炮拆开，小心地把炸药倒进去。

男孩子对刀枪棍棒总有着特殊的爱好，文化大革命给了这种爱好以放纵的机会。那时的我不但认识了很多武器，还学会了很多冷兵器甚至枪弹的制作，虽然很原始，但也因此体验过放枪时的快感；感受过制作的土地雷爆炸时的惊险。我的一位邻家兄长则因为我们造的土地雷成为肢残者。

武斗初期，造反派们手持的最原始的武器实际就是钢管。那时虽然也有一些人制作梭标、大刀等物，但这些东西拿到手里一看就是进攻性武器，容易给人以有意制造武斗的印象，所以工厂里的造反派便用身边最容易得到的生产资料做武器，钢管最方便。这种冷兵器制作非常简单，一米多长的四分管（直径二厘米左右）拿在手里就可护身。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需再长一些，一米五到两米，并且将一头斜锯成尖形，这样可抡可刺，还可横挡对方剑戟，十分方便。邻家老兄煞有介事地告诉我，钢管两头通气，只要捅进身体，这头进风，那头放血，准能毙命，听着让人心里发冷。但看大人们不少人有钢管在身，后来又看到有人拿回家看家护院，便很想给自家搞上一根。当我所在的小学遭遇打砸抢之后，我潜进学校，在已经被拆掉大门的锅炉房里看到一根水管，于是找来钢锯条（没有锯弓）费很大劲锯下一截拿了回来，卡到门缝里（没有台钳）硬是锯出一个斜尖，成了护家的武器。好在这根钢管没有沾过血腥。

武斗形势发展的越来越难以收拾，一些支左的部队也卷进来，再加上当时很多工厂的武装部失控，所以社会上流落的枪械类武器越来越多。很多男孩子们能见到甚至近距离接触一些枪械，比如我就打过小口径步枪，对小口径步枪的黄弹壳、黑弹头感到十分新奇。我哥哥不知从哪里还搞回来过一排十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当时我们把红铜色的子弹从弹卡上卸下，又一颗颗装上，想象着把子弹压到枪膛里再叭叭叭痛快地射出，心里划过一种快感。

当时在一些小摊上还能买到一种打炸片的玩具手枪。据说这种手枪功能相当于赛跑的发令枪，不知怎么就开发成玩具了（当时人还挺有市场意识呢）。这种炸片枪是全金属的，枪头实心，枪屁股有一凹槽，凹槽再凸出一个圆点，炸片放进去，一抠扳机，撞针击中炸片，便发出叭叭的脆响声。高级一些的炸片枪可以打连发。炸片则是在一张十六开纸均匀排列开大约1、2百个，一个个炸片如绿豆大小，论张卖好像只卖一两毛钱，为连发枪配置的炸片是条状卷成卷儿，打一枪自动向前蹦一格，很过瘾。就是这小小的炸片，是我学做杀伤性武器的开端。

我学做过的枪实际是火枪。那时我十来岁，要说做枪，也只是给一些大孩子打打下手。但我脑子比较活，能解决他们弄不了的"技术难题"，还能记住一些要领，所以不但掌握了做枪的过程，还小有创新。比如起先他们做的长筒铁砂枪没有弹壳，打一枪装一回弹药，是我出主意找来武斗留下的旧弹壳，和他们一起琢磨出了可反复使用的铁砂子弹（多少年后我才见到真的猎枪子弹，原来大同小异）。只是有一回试枪时把枪管炸开，险些伤了人。

做火枪最主要的零件是枪管，因为只有无缝钢管才可以做枪管，所以那时我最先记住的名词是无缝钢管，只要见到金属管就拿起来端详一番。不过那时无缝钢管太稀罕了，一两年间，只有邻居大孩子石夯才弄来了一支真正的无缝钢管，我就跟着他们完成了一次做枪的全过程，不过到底因为年龄小，一些关键的细节忘了。只记得枪托是用硬木削成，托枪管的一端长一些，以使枪管更稳当。枪栓后边连着一只弹簧，枪栓是一根实心铁棒，前头磨出比子弹屁股直径稍细一点的撞针。子弹的技术难点在于底火，我们把用过的弹壳找来，用钉子把底座芯中间的铜片撬掉，看到有两个小洞就成，这时子弹壳里可以装火药，上边再装铁砂，然后用蜡封起来。用时把子弹装上膛，再把子弹屁股里放一片炸片，枪栓一扣，轰一下铁砂就射出去了，现在知道学术上的术语就叫霰弹。铁砂从何而来？工人子弟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我们跑到停工的工厂铸铁翻砂车间里找到了很多。我不记得我们造出来的枪是否伤过人，但清楚地知道那些年铁砂枪给社会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它一旦打到人身上，可能会有几十颗小铁粒钻进皮肤，不仅十分痛苦，治疗起来也相当麻烦。

当年的男孩子互相攀比着做武器玩武器。我做过的枪就不止一种，除了做火枪，还有玩具用的火柴枪，主要零件是用铁丝和自行车链条做的，把自行车链条卸掉连接轴拆成小节，绑到粗铁丝架上，每次可以把两根火柴倒着插进去，扳机扣动后火柴就变成炸片发出叭叭响声。这种枪不伤人，纯粹听响。还有一种铁丝枪，绷上皮筋，发射纸条做成的子弹，打到人脸上也会感到生疼。我还做过气枪子弹，是比照真弹把铅融化后倒在木头模板里制成的，十来米距离对着三合板开枪，居然能穿透。

孩子的野性不加控制会愈演愈烈。当我们既不上学，又每天耳濡目染一些打打杀杀的故事时，不可能让自己老实下来。随着武斗形势的发展，我们做武器的水平和威力也在与时俱进，后来居然学做地雷了。

我们做的地雷只能是最低级的土地雷。这种土地雷不是金属外壳，而是砖头雷。我们把砖头中间掏出比指头稍粗一些、一指深的洞，然后把几个黄色炸药做成的大号鞭炮拆开，小心地把炸药倒进去。引信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鞭炮引信，但它的最大问题是人要点着后再跑，所以只能玩，不能实战。要想象电影上一样（不过那时《地雷战》电影还没放映呢）人躲在隐蔽处拉响地雷，就得想别的招。我们琢磨出的另一种办法，是在装了炸药的炮洞口上放些黑火药，然后用铁丝弯成一个环插进火药里，再用马粪纸（鞭炮就是马粪纸做的）塞紧，用长绳拴在环上。砖地雷要固定好，这样人跑远处猛一拉，铁环摩擦起火才能引爆地雷。

我们做的地雷要说听响儿效果很好，有几次炸响时地上尘土飞扬，碎砖块四散，挺吓人。要说杀伤力，没有在任何敌人身上验证过，验证它的威力的只是一起造地雷的邻居大哥石夯。

那是1969年春天。我和这位大哥石夯想用过年剩下的大"雷子"鞭炮做一个砖头雷炸鸟。我负责把鞭炮小心剥开，石夯负责在青砖上钻孔，然后将鞭炮里边的炸药小心倒进砖头的孔里。记得至少用了四个大"雷子"。然后我们又把鞭炮捻子剥开，把里边的火药倒在炸药的表面，然后把一个拴上绳的铁丝环插进去，然后用马粪纸塞紧。砖头雷埋在一个小树边的坑里，为了拉绳时不让砖头跟着跑，还要把土坑踩实。那天我们把砖头雷埋好后，在地面上洒上一些包谷糁，跑到远处的墙拐角耐心等待。不一会一群麻雀落到地上啄食起来。石夯觉得时机到了，使劲猛拽绳子，谁知铁丝环连着砖头一块拽了出来，麻雀呼一下飞跑了，砖头雷却跟着绳子朝我们躲着的墙角飞过来，撞在墙上炸了。我当时躲在石夯大哥身后，没有事，而石夯大哥却在下意识用手掩头时被炸倒在地。

送到医院后，石夯的左手食指中指被炸掉，头上也缝了好几针。记得当晚石夯大哥的母亲坐在医院病床前默默流泪，她不知这种悲剧该找谁诉说，只能自己承受了。我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时虽然害怕又难过，但过些日子就把这些事抛到脑后，又去疯玩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时不时想起当时的情况，时不时想起这位不幸的大哥。可惜早已不知他现在身居何处，过得可好？

关于文革的底层回忆之二令人恐惧的武斗场面

忽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围着球场站的人忽然聚在了一起，有几个人撒腿向远处的单身宿舍跑去。而留在操场上的人此时才开始喊起来：妈的，不要命了，还敢来抢，打！于是一群人挥舞着手里的钢管、砍刀打了起来。这次我真的看到血肉横飞了。

文化革命初期开展的批斗、游街曾经冠以"阶级斗争"名头，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随后的武斗就成了一种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野蛮内斗。那时的孩子就这样早早地开始看到一些血腥场面，最初虽然也害怕，感到恐怖，但还是要看，就像鲁迅笔下的木然的中国人看行刑场面一样，无动于衷，不知谁对谁错。

我记得最初的武斗是以保护走资派还是批斗走资派的争斗开始的。可能那些写文革历史的著述说的更准确一些。走资派有人认为是坏人，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好人，就想保护他，于是免不了争斗。后来批斗者又分出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为了争抢走资派去做批斗对象，也会发展到武斗。但这种武斗火药味并不太浓。火药味真正浓起来是在毛主席发出夺权令之后。

毛主席对自己掌控的国家政权居然发令叫老百姓去夺，这一反常思维恐怕现在也令人难以理解，更何况当年那些愚忠的人了。我只记得夺权令发出后，我所在的西安车辆厂分出了"工联"和"工总司"两大造反派组织，他们都要从保皇派手里夺权，慢慢成了死对头，武斗的火药味慢慢浓了起来。最初他们仅仅是在对方开批斗会时去要批斗对象，因言语不和便发生一些推搡、进而是赤手空拳的打斗。有些人在打斗中很有经验，为了夸大事实，鼻子里流出的血顺着脸往上一抹就成了满脸鲜血。这种打斗我目睹过的有好几次。

由于武斗双方都是头脑简单又充满血性的工人，失败一方咽不下这口气，便酝酿着报复，于是武斗升级在所难免。升级后的打斗我看的少了，因为家里大人再三叮咛，所以一般不敢到现场去，但大人看管不严时，我受猎奇心的煽惑勾引，还是冒险看到了几次，这几次在我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第一次我被邻居的几个孩子拉到了几百米外的厂门口马路旁，说东边有一批人正在向西边的厂门口靠近，准备占领工厂，夺回工厂大权。我们远远望去，东边有一些人，有的人拿着棍子、钢管，也有人拿着枪。他们一会在一起耳语一阵，一会又散开，向西猛跑几步，赶紧靠到路边的房子或树后，又聚到一起。东西两头的人越来越接近，西边忽然想起炸炮一样的声音。邻居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喊道：快趴地上，打枪了！果然有几颗子弹打到我面前几米远的地上，溅起不大的一些粉尘。我的心里紧张得打颤，赶紧转身跑回了家。这次没有看到武斗的场面，但身临其境看到子弹在眼前飞过，这是从未有过的经历。

第二次是听说厂门口展览另一派武斗的罪证，我便又忍不住来看稀罕。只见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站了一圈头戴柳条帽、劳动布工作服上戴着红袖标、手拿尖头钢管的青壮年，地上摆着一些血衣、还有带血的铁管、木棍等。这些东西如果凑近看，心里便会感到一种寒意：只见血衣多数都已撕烂，大片凝固的血迹呈暗紫色，你盯着它看一会，便由不得要想曾经穿过这件衣服的人身上曾经受过的痛；便由不得想猜这个人是死是活。还有那带血的凶器，那上边沾的究竟是谁的血呢？正在乱想时，忽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围着球场站的人忽然聚在了一起，有几个人撒腿向远处的单身宿舍跑去。而留在操场上的人此时才开始喊起来：妈的，不要命了，还敢来抢，打！于是一群人挥舞着手里的钢管、砍刀打了起来。这次我真的看到血肉横飞了，现场的情况恕我不再描述。反正不一会地上便躺倒好几个。紧接着从单身宿舍又跑出来更多的人，这时冲击球场的那些人可能感到寡不敌众了，于是迅速跑掉了。此时的我由于害怕便退到远处观望，只见追击的人眼看追不上，便收住脚回到球场，将地上的人抬起来放到担架上，好像有两个就留在了地上，估计已经死亡。

第二天，我没敢再到篮球场看。听说这一派的人在球场上把打死的人陈尸两天，然后把尸体、血衣等物抬着又去了市内参加更大规模的声讨活动。记得当时是冬天，很寒冷，不然死了的人是由不得他们这样折腾的。

在这段时间里，总是听到与武斗有关的消息。有时是在大人的言谈中，有时是在街头经常出现的大喇叭广播里。这些消息包括哪里又被占领了；哪里又死了多少人摆在河岸边；哪里把机关枪、迫击炮架在了楼顶上······仿佛完全出于战争年代。印象中，西安西郊的庆安公司、211技校，东郊南郊的几所高校都是武斗比较严重的区域。这期间，先是工总司占领着工厂，后来工联通过武斗打了回来，他们控制工厂的这段时间很不平静，记得当时在路上经常看到工联的人扛着尖头钢管巡逻，有时还能看到挎步枪或冲锋枪的人巡逻。被赶跑的工总司肯定对这样败走不甘心，于是不断地派人回来搞一些侦察或破坏活动。我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恐怖的武斗后场面就是这时出现的。

那是1968年过年前几天的一个清晨，听院子里的大孩子说，离我们家不远的十字路口建好未启用的蔬菜店里发生了一起武斗事件。工总司的人夜里摸回家想搞破坏，被巡逻的人发现了，堵在蔬菜店的大厅里打死了。传递这个消息的人说的很含糊，到底死几个人，怎么死的，都是悬念。这倒更勾起了我们想去看看的欲望。上午先跑去了一趟，有一群人看守，没办法凑到跟前去。下午天擦黑时听说看守的人撤了，我与哥哥踅摸着来到了现场。现场还有几位大人在叨咕着什么，并没有在意我和哥哥的到来，于是我们走近了斜卧在地上的一个死人。

不看还好，一看我产生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和头皮发麻的感觉。只见斜卧着的人穿一身深蓝棉衣，一只手没有了，其他的手脚都以一种非正常伸展的方式痉挛扭曲着，他的脸上抹着墨汁，十分歪斜夸张地张着嘴睁着眼，身下一大滩血。这一切都静止凝固着，所以更显恐怖，让人看了后几乎没有力量将头拧向别处。我忘了后来是怎样离开这个现场的。

至于这个人死亡的细节似乎是：要过年了，这个人怀揣了一个手榴弹半夜潜回工厂（肩负什么使命已不记得了），想顺便回家看看，不巧遇到了巡逻的工联队员，便被堵在了菜场里。工联队员与他对峙着，叫他出来投降，这个人还很血性，就不出来，于是工联的人向里开了几枪，这个人试图向外投掷手榴弹，没成想在自己手里爆炸了。可能当时他并没有死，但由于外边的工联队员不知里边几个人，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敢冲进去，于是一直围困到天亮。这个人就这样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慢慢死去。

以上细节是后来知道的。我只记得当晚我和睡在一个床上的哥哥一会你翻个身，一会我翻个身。我忍不住了便问哥哥：你咋也睡不着呢？他说：害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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