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反动学术权威"（不过是厂里的工程师）游街时表情特别痛苦，走两步就用手在牌子后边托一托。我好奇地走到他身边一看，原来牌子后便挂了一个大锤头，而且是用一根很细的铁丝挂在脖子上！

 

 

      已经过了知天命年纪，为什么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经历，内心深处还似乎有股热流在涌动，还感到有种浓厚的兴趣？仔细琢磨，那是因为当年的经历让处在社会底层的懵懂少年早早就被政治风云一次次地掀起来，撩拨起少不更事的人内心中潜在的野蛮本能。一旦恶的那方面被激活了，便接收了许多违背现代文明的不良信息，同时也做着一些违背文明的事。

      辨别其对错，是几年以后的事。

      激活人坏的本能的动力，是文化大革命。

      虽然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作品不少，但你的回忆是你自己的，别的再好的作品也代替不了这种记忆。这是一种不能复制的经历。本人将自己这个社会底层人员的真实记忆记录下来，陆续发出。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人名不是真的。

一、那年，我们追着看批斗

       文革期间的批斗场面几乎每天都有，高潮应当是在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间。最先开始是在1966年下半年，那时看批斗几乎成为十来岁的野少年的大课。我家是在西安车辆厂，车辆厂的俱乐部成为大斗台，当时凡车辆厂的领导没有没被押上过台的，挂的牌子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什么隐藏最深的、最顽固的、恶贯满盈的等等。每个人的名字都要用红墨水打叉，名字还要歪着写或翻过来。批斗会上狠话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许多谴责类词汇在那个时候被深深记住，虽然有些词在当时还不太懂，比如"是可忍孰不可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魑魅魍魉"、"罄竹难书"等等。

      被批斗的人不仅仅是本地区或本厂的当权者，有时还把省市或更高层的当权派拉来批斗一番。我当时竟然亲眼看到了批斗刘澜涛的场面，当时好像陪斗的还有霍士廉等两位高干。从批斗大会上我知道了在西安有个能管五个省的西北局，刘澜涛是西北局的第一书记，五级干部（确为当时记忆，虽不知五级为多大，但当时听说毛主席给自己定的是二级）。回忆当时的场面，我记得整个俱乐部里的人都站着，呼着口号，俱乐部台下的灯不很亮，但台上的灯很亮，所以显得烟气腾腾。刘澜涛个子不高，一头短白发，气质不失威严。台上的人慷慨激昂地发着言，完了后无一例外地要喊几句口号，不知哪来的仇气。而刘澜涛等几个人挂着牌子低着头站在旁边一声不吭，过一会就被带走了。现在一想，这些在对敌斗争中出生入死的人，纵使有再多的想法，面对如痴如狂却又如此愚昧的群众，他能说什么呢？西安车辆厂当时是远离市区的的铁路工厂，与地方的联系不是很多，居然把刘澜涛拉到这里接受批斗，不知这位可怜的老人一天要赶多少场子，受多少折磨。

      批斗的前期主要是相当层面的干部，当时被称为当权派，后来就乱了，转向揪斗历史上有问题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再接着就是捕风捉影只要有人觉得你有问题提出来，就挂上牌子批斗起来。那时"揪出来"成了人们经常听到、同时又害怕轮到自己头上的名词。记得车辆厂医院有位大夫，平时看病很好，话也不多，在厂里挺受尊重，忽然有一天就被"揪出来"挂着牌子站在了厂门口，牌子上写着国民党少校军医、反革命分子。还有我们家的左隔壁，一位平时有些爱打扮的妇女，批斗时说她是国民党报务员（几年后才知她只不过解放前在中学里是无线电爱好者）；右邻居隔一家的一位年轻职工，也因为爱赶点时髦，成了小资产阶级分子；院子里还冒出些国民党兵痞、三青团分队长、一贯道坛主等等。"破鞋"的称谓也是从那时第一次听到的。

      谁是批斗的主力军呢？也有些乱，起初批斗别人的主力军是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后来根红苗正的工人、贫雇农（当时每个成年人和中小学生都要不停地填表报出身、家庭成分）也成了主角。有些人在这方面的热情极高，天天在批斗人的舞台上泡着。富有戏剧性的是没准哪一天他们就成了被批斗者，牌子上有可能是漏划地主、小土地出租者等等，有时批斗会正在进行时，忽然就从台下拽上去一个人，临时写个牌子就批斗起来。当时被批斗的人敢反抗的不多，因为那样做只会更倒霉。我所居住的工厂就有几个这么不走运的人。

      开批斗大会，肯定得组织大量的群众参加，于是赶上开会，工厂便要关机器，学校便要停课，根本不顾耽误的生产和学业。批斗的场所也不全是在俱乐部，人少时厂门口围个圈摆两张桌子就开会，人多时就到工厂的移车台开。八九岁的小孩子不在人家的组织范围内，想进到工厂里看厂门口又有跨枪的卫兵挡着不让进，当时远远听到高音喇叭传来的高亢的声音，想象着那个神秘的移车台群情激奋的场景，心里撩拨得十分痒痒。后来厂门口管得松了，我终于钻了进来，才知道移车台是专门为修造中的火车车厢变道移动工位用的硕大场地，赶得上几个足球场大，两个宽轨道，一座电力牵引的大地车，正好做了主席台。场地上黑压压少说也有四五千人。因为毛主席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所以停工开批斗会有了理由，至于促没促进生产，小孩子哪懂呢。

      仅仅批斗显然满足不了人们寻求刺激的心理。还有那么多的人要看看坏分子的嘴脸呢。于是就有了游街的项目。游街通常是批斗大会后进行，也有时候不开会直接游街。现在看来这是远比批斗大会要残酷、侮辱性更大的环节。坏分子们不但要挂大牌子，有时候要戴高帽子，手里还要敲个锣或者铜盆，不停地念着牌子上的罪名，稍有不从就要由两个人在背后"架飞机"压低头，推搡着前行，其痛苦可想而知。

      既然是坏分子，就要从各个方面体现出和好人的极大落差。怎样才能做到呢？一是要不停地曝光他的"劣迹"。不光批斗会打车轮战，游街也很频繁。高潮过后，则让坏分子每天早晚在厂门口一字排开，趁工人上下班的时候示众，脖子上挂着牌子，嘴里还要不停地念叨自己的罪名。前边说的那些个罪名，便是因为我经常去听便记住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医生用普通话一遍遍说"国民党少校军医、反革命分子陈玉起"时的神情。平时呢，被揪出来的人要在工作服左前胸或左臂上缝上白布标志，去干扫马路、拉架子车等苦力活，是谓劳动改造。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看来如此践踏人权的事，当时的坏分子却忍受着，敢反抗的人不多。

      十来岁的小孩子，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心，偏偏学校又不上课，于是看批斗会看游街就成了认识社会的一个窗口。这时的孩子没有鉴别力，在我的眼里，既然被批斗，那一定就是坏人，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一定就是好人，坏人挨收拾是天经地义的事，架飞机、戴高帽都不为过。可是后来看到那些专门批斗别人的所谓工农兵越来越过分的行为，我的想法动摇了。比如这些人把男坏分子的头剃成一半光的"阴阳头"；女坏分子则剃成寸发头，有时游街还要把脸涂上墨汁烟灰，这是好人干的事吗？有一次我看到教过我课的一位女老师游街时不但头上戴了高帽，高帽上竟然竖了一枝细竹竿，上边插了一条小蛇！还有一次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反动学术权威"（不过是厂里的工程师）游街时表情特别痛苦，走两步就用手在牌子后边托一托。我好奇地走到他身边一看，原来牌子后便挂了一个大榔头，而且是用一根很细的铁丝挂在脖子上！我虽然是个孩子，心里也由不得象抽了一鞭子，是非的天平顿时失衡了。

      更令我感到接受不了的是有一天我在自己家的床底下发现了母亲的牌子，这让我这整天看别人被批斗的顽皮孩子一下从头凉到了脚（下边章节将详述）。连我妈也被揪出来了！